又是一个新的崭新的月份，一个一年之中气候最好的月份，一个最适合播种的月份，中国老百姓刚刚从春节的欢乐祥和的气氛中走出来，早已纷纷赶往各自的工作岗位，准备一年新的工作。
    

    我的工作也逐渐有所习惯，每周一到五我都会准时到儿科病房参加交班和住院医师教学，听他们分享儿科不同专业的病例和专题，有时也有一些简单的课题研究，越来越觉得他们重视教学多于临床。我和顾问医生Dr Badoe关系越来越近了，他也越来越需要我了，不管是周一的专科门诊，还是疑难、危重病人的会诊，他都邀请我参加，很愿意听听我的意见。
    

    我记得大概10天前的一个中午，我刚回到宿舍就接到他发来的短信，想让我替他去ICU会诊一个昏迷的小孩。我答应他我马上过去。他让急诊科的一个叫Beatrice的女主治医师陪我一同去前往，我来到急诊科，他正在给实习医生讲课（这也是他每天必做的重要工作）。Dr. Beatrice其实很忙，她要给一个患肺炎的新生儿作静脉穿刺，放置留置针（在这里，不管患儿多大，“抽血”、“打针”都是住院医师的活，护士只负责帮你扶着患儿）。而且她似乎还有好几个未处理完的病人（这里的急诊科除了一个顾问医生，下面的活主要就是她负责了。）看得出来她有点不太愿意陪我一起去会诊的样子，我想她可能是觉得那个患者有点麻烦，她心里没底，她更希望是Dr. Badoe自己去会诊，但我不知道Dr. Badoe是真的因为要给实习医生教学走不了，还是因为其他原因，他不愿意自己亲自去。我等了她一会儿，她终于忙完了。走在去ICU的路上（这里目前还没有自己的儿科ICU病房，综合ICU病房位于外科大楼的一楼，其实是和手术室在一起）。她告诉我，其实她的专业是小儿肾内科，他老公是成人神经科的，她觉得太危险，她不愿意再做神经科。我说你们急诊科医生都挺忙的，她说她们中午一般都不休息，有时要一直工作到下午4、5点钟，午饭都没时间吃。我说等你熬上顾问医生就可以轻松一点了，她笑了笑，说那还得很多年之后呢。来到ICU，我们换上隔离服（这里的一次性隔离服是可以重复使用的，所以每次都觉得很别扭）和拖鞋。她在门口就碰见了一个女的麻醉医生，后来听说也是一个顾问医生，又是一顿神侃，聊了好久。不得不提一下，这里人的习惯是走在路上碰见熟悉的人都要停下来握个手，不管有没有事，先聊上半天（我后来曾陪Dr Badoe来ICU，路上就因为聊天一共浪费了半个小时），所以他们的时间观念确实很淡漠，很难做到什么都守时。我有意打断了她们的谈话，问她们患者在哪里，她们这才中断聊天，带我去看患者。
    

    说起这个患者，确实让人有点痛心！一个6岁多的女孩，因为在外院做扁桃体及腺样体摘除术，术后突发心脏骤停，心肺复苏后出现频繁抽搐转了克里布教学医院，收到ICU后一直昏迷。我上前仔细检查了一下患儿，她处于深度昏迷中，正在进行机械通气，GCS评分只有3分，瞳孔基本散大，没有对光反射，所有深浅反射均消失了。呼吸机上可以看出，自主呼吸仍然存在，护士说吸痰刺激时有呃逆反射。目前患者还有高热、心率在150~160次/分。头颅CT的报告说是正常的，我看了一下，觉得皮层还是有明显的密度降低，灰白质的分界也不甚清晰，胸片提示肺部有阴影。我想她的诊断应该很明确，重度缺氧性脑损伤，呼吸窘迫综合症。治疗上我建议尽可能地减轻脑水肿，降低颅内压保护尚未凋亡坏死的脑细胞，同时给予预防惊厥、预防感染，维持内环境稳定。如果她能脱离呼吸机，建议复查头颅CT、脑电图进一步评价脑损伤情况。我觉得患儿脑部缺氧时间可能超过了5分钟，目前的大脑功能基本丧失，脑干功能尚存，最好的结局可能也只能是植物状态，坏的结局可能是很快出现脑死亡。她们对我的分析和建议比较认同，对结局也有了清醒的认识。Dr Beatrice 很认真地把我的意见都写在了病历上，最后还特意写上了我的名字。当我从ICU出来时，正好碰见女孩的父亲，一个看上去很年轻的中年男人，西装革履，打着领带，看得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很客气地问了一下情况，我告诉他孩子有严重的脑缺氧损伤，现在情况不太乐观。由于我还不熟悉这里的情况，所以不敢说得太多。我说我已经把我意见都告诉了这边的医生，她们会告诉你具体情况的。出来后，我很感叹，一个本来还算健康的孩子突然遭此厄运，父亲还能这么理智、客气，我深深感到这里的患者对医生的尊敬。回来后，我给 Dr Badoe发了短信，简单地说了一下这个患者的情况。
    

    第二天，早交班一结束，Dr Beatice 就说让我再陪她去看一下ICU的那个患者。我同意了，这次刚好碰到患者父亲在探视。我问他有几个孩子，他说有三个，其中大儿子就站在对面，看上去应该有17~18岁了，生病的是他的小女儿。他告诉我，本来有人告诉他，这个女孩在7岁前不要做手术，怕有大难，由于他心疼孩子每天睡眠中呼吸阻塞的厉害，所以就提前1周做了，结果就出现了这个意外。看得出他话语之间透露着无比的懊悔！多么单纯的父亲，他没有去怀疑这个意外是不是当地医生的过错导致的，他没有怀疑当地医生在出现意外之后的抢救流程有没有问题，他只是相信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是上帝的安排！最后，他问我能不能每天都来看一下他的女儿，我想很难得他对我这么信任！我答应了他，同时我告诉他，其实我也帮不了太多，我已经把整个诊疗计划都告诉这里的医生了，他们会照顾好你女儿的。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去ICU了解了一下她的病情，每次都在门口碰见她的父亲。她的第二次头颅CT结果出来了，果然除了脑干和小脑外都是大片的极低密度灶，表明大脑损害的十分严重。床边脑电图提示是α昏迷（我知道，这是昏迷患者脑电图中最严重的一种，一般没有恢复的可能）。后来，她开始出现了无尿，而且呼吸机的参数越调越高，自主呼吸也基本消失，我想这应该是出现了多器官功能衰竭，看来她的脑干功能也保不住了。她父亲还是很想挽救她，提出想做肾透析，但请来会诊的肾内科医生都不建议再做肾透析，因为脑功能已经丧失了，肾透析也只是徒劳无功。突然，昨天上午，她出现了心跳下降，他们做了一次心肺复苏后心跳恢复。当我们再去看她的时候，神经内科顾问医生Dr. Akpalu正在给她做前庭冷水试验测试脑干功能（结果也是阴性的，提示脑干功能基本丧失）。虽然最后她的心跳仍在下降，他们在征求家长意见后，也没有再做心肺复苏，因为大家都知道那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这样，这个孩子平静地离开了我们的世界。
    

    接下来，他们把患者父亲单独叫到一个会客室， Dr. Akpalu 代表医生向家长说明了情况，告诉他孩子已经临床死亡了，我们都很难过，患者父亲并没有大声痛哭。虽然我知道他心里一定极其难受，但他表面上仍很平静。我们和他一一握手，他很客气地对我们的努力表示感谢。令我印象深刻的是，ICU的护士长还上去紧紧拥抱了他一下，然后扶着他一起去看他女儿最后一面。
    

    虽然我同他们素昧平生，我也没见过孩子可爱的笑容和动听的声音，但作为我全程参与的一个病例，我为孩子的逝去表示深深的惋惜和无助，同时我对这样一个坚强理性、通情达理的父亲由衷的表示敬意！如果我们医者都能得到这样的理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挽救每一个可以挽回的生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