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行的困惑和思考

　　我和社会工作这个专业的联系从大学的时候就有了，那个时候的选修课之一就是社会工作概论，老师上课特别有意思，让我印象深刻，她除了讲社会工作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还让我们看了很多的关于社工的电影，然后从社工的角度去解析故事和角色。那个时候还有机会去医院做志愿者，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医务社工。后来工作做HR以后，了解到各类职业，反而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疑惑。在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以后，我决定转行去做社工，在进入社工行业之前，我希望自己具备一些社会工作知识和理论，所以去读了全日制社会工作的研究生。研究生实习的时候是在儿童医院的关爱空间项目，我在实习生过程中，接触和观察了很多小朋友，我越发地坚定把社会工作作为我的职业，而儿童领域的服务将会是我未来关注和深耕的领域。但是，我真正进入医院环境里做医务社工时，尤其是在血液肿瘤科室为重症患儿们提供专业服务，我充满了焦虑和困惑。社会工作理论和模式有各种各样，而我面对一个个具体且个人化的儿童，手足无措，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其实在进入社工专业学习之前，我利用空闲时间去学了法律相关课程和知识并参加了法考，法律知识体系有一个特点就是讲究证据和论证。这种思维特点在我工作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所以在专业服务过程中，我就想去探究服务背后的运作机制，到底什么是有效的？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证据来支持我的服务呢？我在重读郑也夫老师的《阅读生物学札记》时，他在书中强调社会学应重视生物学的知识和思想，刚好这个时候我手上的另一本书《儿童心理治疗中的父母参与：临床工作者指南》在分享具体的技术前分析了关于儿童三位一体的脑科学理论（原始脑、情绪脑、理智脑），这两本跨越将近20年的书的奇妙启发让我有一点点模糊的方向，或许可以从了解儿童的大脑开始去探索我的服务方向。因此，我集中地看了心理学、儿童发展心理学、脑科学、认知神经科学等一系列的参考书，尤其是在看了认知神经科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的《认知神经科学：关于心智的生物学》后，我对儿童的认知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认识，尤其是在儿童的脑发展和情绪的产生方面。

　　二、整合思考和实践

　　在整合学到的视角再去进行实践和反思后，我好像找到了一些方向：

　　（1）对“人是有潜能的”再理解

　　社会工作的基本理念之一是相信人是有潜能的，这是比较抽象层面上的理解，运用到实践层面时，会遇到一个转化的问题。为什么人是有潜能的？如何发挥人的潜能呢？这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呢？实际上，人是有潜能的一个关键证据是大脑神经可塑性，而且生命前几年的大脑可塑性更强，大脑可塑性依赖日常生活或经验，换句话来说大脑需要得到训练或刺激，这是社工基本理念的证据支持，也是服务逻辑的起点。或许，社工的服务就是帮助服务对象创造某些经验以应对问题。

　　那么这个观点如何转化或者说如何运用到具体情境中呢？例如一个4岁的患儿非常抗拒中雾化，每次做雾化都大哭大闹，情绪激动，情绪一激动就会咳嗽更严重。在面对这个情景时，患儿并没有做过雾化的经验，也不知道怎么应对，所以在面对这种治疗方式时，患儿的交感神经系统会告诉他的大脑有危险信号，需要逃离或拒绝。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此时，社工可以帮助他慢慢建立雾化的经验，在获得患儿信任后，让其先试5秒，社工可以慢慢数，放开，耐心询问其感受，让其发现没有什么危险，然后再试10秒，放开，再感受，这样慢慢的他就会有自己的经验，最后他就可以自己做雾化了。因此，医务社工的服务活动就是帮助患儿创造一些经验或技巧去面对治疗过程中的挑战。

　　（2）患儿情绪背后的生理机制和心理机制

　　从最新的认知神经科学证据来看，身心是一体的，情绪的产生受到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影响，所以社工在面对患儿情绪的时候，不仅仅要看到表象，例如大哭大闹，打人，拔针管，也要考虑其身体内部的能量变化（电、化学信号），特别是儿童的大脑还在发育中，对自己情绪的理解和控制是不够的，考虑到这两方面后，社工可以对患儿有更深的同理，也有更明确的处理技巧。例如，在日常查房过程中，成功安抚了一个被强制打针后情绪崩溃的7岁患儿后，其家长很认真的问我：“社工，孩子马上要做腰穿了，他很害怕，我要怎么和他沟通做腰穿这个事情，什么时机比较合适？”我结合孩子的年龄、生理、心理以及脑发展知识给其讲解如何同理、安抚和引导孩子去面对腰穿的本能恐惧。首先这个孩子在发展阶段上属于童年中期，这个阶段的孩子大脑前额叶得到重要的发展和重组，这种发展提升了孩子的能力，再结合其现实的情况判断其具有生物性和社会性基础，换句话说，他有潜力应对这个问题，家长要相信孩子具备这样的能力。其次，对具有创伤性治疗手段的恐惧是一种本能的恐惧，是正常的，哭、闹等行为是他应对恐惧的方式，所以作为家长需要足够的耐心去理解和接纳孩子这些行为，父母越表现得温和而坚定，孩子可能会越感到安全。最后，要花点时间和孩子商量，所以在做骨穿或腰穿前需要和孩子做好充分的沟通，让孩子在心理上和认知上做好准备，同时家长要坚定地告诉孩子父母会在治疗室外面等着，保证做好治疗后会第一时间见到父母。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孩子做完治疗后，找个合适的时机和孩子聊聊其感受和想法，帮助孩子梳理其感受和认知并对其进行指引，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接纳孩子的感受。根据临床观察和访谈，大部分孩子都能适应骨穿和腰穿的疼痛，所以父母要给孩子多一些时间，让他慢慢适应。后来，他带孩子来空间，他特意给我说孩子不那么恐惧腰穿了，可以勇敢面对了。

　　实际上，在临床服务中，社工会看到很多家长安慰孩子说：“做腰穿/骨穿不痛的，不痛的，很快就好了，不要怕，你要勇敢，你是最勇敢的.......”，或许这样的安慰方式并没有什么效用，因为家长其实是在否认孩子真实的身体或心理感受，孩子会有一种不被理解和支持的感觉。

　　可能真正有用的就是承认孩子真实的感受，并有方法地帮助孩子去面对恐惧的事情，这种方法叫“整合创伤经历”。另外一个案例是一个6岁多的患儿，其表现就是长时间大哭，撕心裂肺地哭，同时伴随有伤害自己的行为，有一次甚至哭到需要打镇静，镇静大概半小时后才安静下来。我跟进了4-5次，有4次基本上是成功让其情绪平稳，后来她的主任医生问我是怎么让孩子安静下来的，我和她解释了这个孩子的情绪背后的心理和生理特点以及如何同理她的观点后，她反馈说这方面你们是专业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B系）是一种很急的病种，需要得到及时的治疗，而治疗手段和过程是比较痛苦的，一开始需要做各种检查和治疗，做骨穿，置PICC，吃化疗药等等，这一系列的操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而且是没有选择的。所以这个孩子在进入这个环境的时候，她在心理上是比较痛苦的，这和她的以往的生活经验完全不同，加上她本身的生活环境基本上是处于满足其需求的一种状态，这种突如其来改变或许让其很难适应，这是同理她的基础。在她每次情绪非常激动的时候，实际上她的身体内部同样也会有强烈的变化，所以每次接触她的时候，我会先确认她身体和心理的感受以表示理解和同理，这种同理心的话语可以激活大脑内部的特定区域，让她的理性脑和情感脑逐渐趋于平衡；同时有一些动作的安抚，她双手紧紧的抓住病床的栏杆，我会用手去轻握她的手，帮助她把手放开，轻轻的安抚她的背部，让她感受到安全。对一个处于压力状态的孩子来说，施加压力可能并不会让她安静下来，这个时候需要时间以及大量的耐心和同理心。当我看到她反应那么大的时候，我下意识的反应可能也是会有她那样的感受，这可能是我的镜像神经元在发挥作用，这个时候我也需要去调整我的状态，所以社工的自我觉察也很重要。

　　在她情绪平稳以后，要尝试和孩子去沟通刚刚发生了什么，她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以及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如何应对。一般孩子的情绪激动的经历和信息会被记录在她的右脑，让她开口谈论刚刚发生的事情时，实际上是让她的左脑在发挥作用，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的左右脑相互沟通，有助于稀释掉孩子右脑的不愉快的印象，也让其感到平静。一个6岁的孩子也没有应对这种情境的经验，所以无论是家长也好，社工也好，需要帮助她慢慢的建立应对问题的经验。后期其慢慢适应这个环境，有了一些应对经验，而且和医护社建立关系以后，感受到安全以后，情绪就渐渐平稳了。当然，这些机制的运用也是有边界的，例如上面这个孩子，有一次其情绪激动时间过长，失去了基本的理智之后，无法进行任何的语言、动作沟通后，只有通过打镇静的方式才能平复其情绪。从服务对象、家长以及医护的反馈来看，或许在服务患儿过程中，理解患儿情绪背后的运作机制，可能是使得服务有效化和专业化的一个方向。

　　（3）服务内容来自服务对象，而且服务内容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

　　今年上半年优化了能量加油站活动的流程后，不仅收集到丰富的小故事，还深刻地了解患儿的对疾病的认知，最重要的从这个活动中，我观察到哪些服务可能对患儿是有用的，也间接启发了我对主题活动的思考。例如在深度观察和跟进了5个8岁--14岁的孩子之后，我发现家长的心态对孩子的影响很大，其中4个家长都是相对比较积极乐观的，孩子的适应速度和状态就比较好，另一位家长相对被动悲观一些，孩子的状态和适应力相对差一些，而且心理压力也比较大。特别是8岁的那个孩子，每次来医院都是蹦蹦跳跳的，状态特别好，每次来医院都会带故事书、画画本、作业本，除了是光头，看不出来他是生病的孩子。后来和孩子聊完，再去和其妈妈聊之后，从他们的反馈中，我总结出乐观这个特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决定把乐观思维的训练放入生命教育主题活动。在查询相关文献以后，确实有“习得性乐观”的实证性研究，同时还有符合心理学标准的儿童归因风格问卷，我希望在后续的服务中，把这些内容运用到实践活动中。

　　在服务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服务场域的特殊性，关注此场域的情境化知识。服务内容基于服务对象以及其所处的特殊场景生发出来的。

　　三、对未来的期望

　　综上，无论是心理学、神经科学还是脑科学，其实就是给医务社工的服务提供了新的想象力，并且为这种想象力的落地和执行提供了可验证的证据和理论。因此，如何理解、整合并运用这些知识，为社会工作的服务提升专业性和有效性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在今后的工作和服务过程中不断努力的方向。